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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难旅客救助基金七成以上没人还

2019-10-09 23:04:14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  急难旅客救助基金:七成以上没人还

  这样的捐款经纬客运有限公司每年都要搞。

  核心提示

  再过几天,一年一度的春运就要开始了。昨天,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西站的职工们又聚在一起,为站里的急难旅客救助基金捐款。

  每年到了这会儿,他们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捐款,要用大家足够的努力与坚持,让救助基金能够生存下去。

  救助基金:被欠下69笔“良心债”

  “我们站有68条线路,日发车210个班次,日均客量3000多人次,春运高峰高达8000多人次。每天遇到难题的旅客咋会少?”经纬客运有限公司西站运营科科长曹文菲说,遇到旅客困在车站,救助基金就能起到送他们顺利回家的作用。但这项基金现在却陷入了自身难保的境地。

  翻看西站的急难旅客救助基金记录本。记录从2001年开始,当时基金总额为1193元。历时10年,共支出97笔,总计1579元。最大的一笔支出是57.5元,最小的一笔5元。 28笔返还,共386元,其余69笔无回音。目前,基金余额为273.5元。

  多笔救助基金有去无回。无奈之下,经纬客运有限公司从2006年开始对求助者进行实名制登记,希望以此能对不守信用的人有个制约,但收效甚微。

  “急难旅客救助基金的钱都是我们职工自掏腰包筹集的,大家的收入都不高,对这笔钱格外珍惜,就希望能为真正有困难的旅客解燃眉之急。 ”曹文菲清楚地记得每一笔支出的细枝末节。

  曹文菲回忆说,最大的那笔支出发生在2007年过春节的前两天。一个叫李军的中年男子向站务员求助,说他从锦州去通辽,坐错车到了沈阳,身无分文,无法回家。“当时,李军的神情很焦急,站里经研究决定用救助基金为他买了一张去通辽的票。”

  最小的一笔救助了一个叫刘洋的男孩。 2005年5月,那个叫刘洋的男孩求助说,他家在吉林农村,来沈阳打工,想从市内到新民胡台,钱花没了。救助基金为刘洋支付了车票钱。

  曹文菲告诉,对每一位求助者,他们都不厌其烦地讲明救助基金的来源,要求求助者到达目的地后能将钱如数返还,以使基金良性循环。而每一个求助者得到帮助后,当时都千恩万谢,信誓旦旦地表示回去后马上还钱。但大多数人最后还是食言了。

  求助者:很多人留下了假信息

  “出门在外,举目无亲,如果这时你的盘缠用尽或是不慎丢失了钱包,没钱回家怎么办? ”杨鹤说,这样的问题常常让站务员犯了难。

  杨鹤是经纬客运有限公司总站的运营经理。她回忆说,起初,那个站务员遇到这事儿,出于同情,都是自己掏腰包给旅客买票,可天长日久,掏钱多了,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。 1996年春运前夕,公司号召职工捐款,在所辖的客运站即总站、南站、西站分别设立急难旅客救助基金。后来,快客站一成立,也随即设立了急难旅客救助基金。

  救助基金推出后,旅客好评如潮,也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。但很快,站里就招架不住了,一些人“慕名”来求助,别的部门遇到求助者也往这儿推,更要命的是借钱的多如牛毛,按约定还钱的却是凤毛麟角。

  “好事难做也要做! ”经纬客运有限公司十几年来始终恪守着这个承诺。只是每年春运前后,都要发动职工自愿捐款,为救助基金“输血”。

  其实,救助基金从一开始就运作得很规范:有专人管理,并设立了专门档案,详细记录求助者的姓名、、单位、地址等。但后来发现,很多求助者所填写的情况不属实。这样,公司就又要求求助者出示身份证或相关证件,以便对言而无信的行为形成约束,但后来又发现,有的人用的竟是假身份证。

  在求助者中,鱼目混珠的情况并不少。杨鹤讲了两件事:一位妇女大包小裹随身带了很多东西,有不少是吃的,可她却求助称钱都花光了,没钱买票了。一位男子称身无分文,但得到救助后,有人看到他从怀里拿出百元面值的钞票买吃的。

  站务员:更愿记得那些感人事

  急难旅客救助基金挺到现在已快15个年头了。这其间,站务员没少遇到寒心事,但他们乐于助人的热情却丝毫未减。“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救助基金确实为困境中的求助者雪中送炭。”总站运营科内勤朱岩说。

  其实,每一笔支出,开头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。

  一个背着画夹的大学生向站务员诉说他的不幸。他是去哈尔滨写生的,途经沈阳回河南,因为钱包被窃,想借钱买张去郑州的车票,并表示愿以画夹抵押。看到求助者一脸愁容,站务员从救助基金中借给他186元买了车票,又拿了20元钱给他作途中的伙食费,但没要他的任何抵押。这位大学生上车前连连道谢,可多年过去了,当时他“回家就把钱寄来”的诺言却始终没有兑现。

  一位叫邓玉芳的孕妇,家住法库县阿吉乡某村,在总站候车时发现自己有流产的征兆。值班站长靳丽丽了解情况后,当即拨打“120”将她送到医院救治。邓玉芳身上的钱已花光,无钱返乡,站里从救助基金中拿出18元为她买了返乡票。邓玉芳泪流满面地说,客运站让她感到和家里一样温暖,她回去后一定要及时将钱返还,有机会还要来站里看看大家。但此后,邓玉芳消失了。

  前两天,一位40多岁的男子向站务员求助,他拿出一张刑满释放的证明,说自己老家在康平县农村,亲友都和自己断了联系,没有钱回不了家。看着他乞求的眼神和单薄的衣着,在场的站务员眼圈红了,用救助基金为他买了车票。现在大家还在等待着他的回音。

  朱岩向介绍,求助者中有大学生、农民、工人、知识分子、个体经营者、离退休职工等。而在失信者中,上述身份的人也都有。急难旅客救助基金艰难而顽强地运转,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各种各样的旅客对诚信的不同心态。

  虽然有受伤的记忆,但站务员们更愿记得那些如约还钱的旅客。这些人,他们每一个都记得很清楚。

  19岁的打工男孩蒋建华,2009年从抚顺来到沈阳,途中钱包丢失。他来到西站要乘车去台安县,讲明情况后,站务员从救助基金中拿出20元为他买了车票。 7天后,他在台安县请沈阳的大客司机将钱如数捎回。2009年12月31日,中年妇女王丽英带着智障的女儿来到总站,要乘车去法库县串门,买票时发现还缺13.5元,站里用救助基金帮母女俩补上了缺口,半个月后,王丽英回来时将钱返还。

  站务员还讲起了发生在老站长宋宝祥身上的一件事。宋宝祥已病故两年了,但这件事仍让站务员们难以忘怀。 2004年夏天,宋宝祥正在班上忙着,有个外地男子找到他,红着眼圈边叫着“恩人”边下跪,宋宝祥一时被搞蒙了。这时,外地男子才说出自己叫刘文国,是父亲让他从老家山东特意来报恩的。 “叔叔,你可能不记得我们父子俩了,可你还记得30年前的那件事吗?”刘文国回忆说,那年他5岁,父亲领着他走亲戚,在沈阳中途转车时发现钱丢了。身无分文的父子俩被困在沈阳,他们来到长途汽车客运站,打算在候车的长椅上过夜。一位值班员上前告知不能在此留宿,因为客运站晚上要关大门,父亲就哭着把丢钱的事说了。值班员拿出了50元钱交给父亲做路费。分手时,父子俩记住了值班员的名字叫宋宝祥。刘文国回忆说,那会儿家里太穷,还钱的想法一次次落空。在父亲的记忆中恩人的模样渐渐地模糊了,但宋宝祥的名字却刻骨铭心。30年过去了,年老体弱的父亲让儿子专程来还钱,再三叮嘱儿子见到宋宝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跪谢恩。

  老宋的经历让站务员们倍感温暖。其实,很多时候在关键之时助人一臂之力,就自己而言并不是件难事,可对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却是解决了最大的难题,这就是救助基金要顽强地生存下去的理由。

  站务员们说,很多没能及时把钱还回来的旅客应该都有实际的困难和理由,但仍希望他们能在方便的时候和可能的情况实践当初的承诺,大家共同把这个诚信的故事写圆满。

  □本报/赵乃林 文/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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